邓世昌的故事:血战黄海

时间:2014-07-26 责任编辑:网站原创 点击:
人物小传:邓世昌(1849年10月4日-1894年9月17日),汉族,原名永昌,字正卿,广东广府人,原籍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(广州市海珠区),清末海军杰出爱国将领、民族英雄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,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,谥壮节公,追封太子少保衔。(文/苦茶 来源:新浪历史)
  邓世昌
 
  甲午战绩: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担任致远舰管带,战中,连连击中日舰。致远舰以一敌四,后撞向日舰吉野号。致远舰被击中后,邓世昌坠海,拒绝相救,以身殉国。
  
  提到甲午海战,很多人首先想起的可能不是挪用海军军费的慈禧太后,也不是最终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的李鸿章,而是那位用军舰撞向日舰、惨烈报国的邓世昌。除去后世对邓世昌当时的行为的争议,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那段历史,只是希冀或许从悲剧中获得些许教训,得到些许警示。
  
  潜龙入海
  
  1868年,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船政局,在福州马尾效仿西方建立造船厂,后清廷派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总理船政大臣,创办福州船政学堂,培养中国自己的舰船和海军人才。当时,招收了广东籍通晓英文的学生共十人到福州船政学堂肄业,邓世昌便是其中之一。由于他学习目的明确,且又聪颖过人,入学后的各门课程考核皆列优等,深受沈葆桢的青睐和器重。
  
  然而,尽管表现优异,邓世昌的事业却并非一帆风顺。在以福建学生为主的福州船政学堂,广东籍的邓世昌可能受到一定排挤,如达到条件却因“人才短缺”这样的借口,错失出国学习的机会,从侧面也印证了这一点。
  
  1880年,直隶总督李鸿章听闻邓世昌“熟悉管驾事宜,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”,便调邓世昌到北洋差遣。随后,邓世昌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购新船,期间,他趁机考察西方海军的发展情况,以弥补未能出国学习的遗憾。
  
  1882年,朝鲜政局发生动乱,日本拟趁机发动战争。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奏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援助,命邓世昌以兵舰护送。邓世昌驾“扬威”,“鼓轮疾驶,迅速异常,径赴仁川口,较日本兵舰先到一日”,“日兵后至,争门不得入而罢”。事平后,荐保游击,并被赏勃勇巴图鲁勇号。
  
  北洋大阅海军时,英法美日等国水师提督借来观操,会办海军大臣李鸿章以邓世昌训练得力,奏谕旨赏换噶尔萨巴图鲁勇号,覃恩赏给三代一品封典。邓世昌深知国家处危亡之时,报国的心情殷切,常与身边的人说:“人谁不死,但愿死得其所耳!袵席波涛,不避艰险。”
  
  碧海丹心
  
  1894年,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,清政府派淮军增援镇压,日军也借口保护使馆与侨民派兵进驻汉城。日方对战争蓄谋已久,因此不断增兵,最终发动丰岛海战,引发甲午战争。
  
  日本不断增兵的同时,也向清政府抛出要求共同改革朝鲜方案,侵略意图十分明显,清政府令李鸿章备战。而此时,李鸿章仍不主张添兵赴朝,并希冀中日能共同撤兵。直到中日谈判破裂,日本正式发动战争后,李鸿章才不得不应战。
  
  1894年9月17日,北洋水师护送4000余名援军入朝,返航时在大东沟遭遇日军袭击,北洋水师仓促应战,黄海海战爆发。
  
  接敌途中,丁汝昌命令将舰队由双纵阵改为横阵,由于向两翼展开需要时间,不待队形完备,旗舰“定远”的管带刘步蟾便擅自下令发动攻击,此时,距离敌阵还有5300米,北洋舰队仅形成了较为散乱的人字形阵型,完全未处于有效的对阵状态。刘步蟾此炮将其紧张的心情暴露无遗,相比较日军在北洋水师发炮后,继续挺进达三分钟之久,直至距离3500米时,才在有利阵型上开炮还击的举动,或许第一炮就已经暗示了战争的胜负。
  
  日军甫一开炮,便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——将定远望台打坏,在望台上督战的丁汝昌受到重伤。丁汝昌的坠舰,给士气带来极大的损伤,进一步也加剧了北洋水师的混乱状态。由于日方舰艇具有快速的优势,很快形成太极阵,裹住北洋水师的人字阵,并渐渐攻入人字阵脚,将致远、经远、济远三舰隔绝于阵外。
  
  邓世昌驾驶致远一舰,由于他抱着必死的决心,故而攻敌最力,两阵甫合,其他船还在后面,致远便独自向前猛驶冲锋直进,开放船首船尾英国制造的十二吨大炮,并施放机器格林炮,先后共百余出击。
  
  此时其他舰艇已在一片混乱之中,无一舰能勇往协助致远,致远显示出孤军深入,无复后继的态势。日舰见有机可乘,便以四舰环攻致远舰,致远多处中弹,船身倾斜,情况十分危急。
  
  在此危急时刻,邓世昌认为:“倭舰专恃‘吉野’、苟沉是船,则我军可以集事。”他激励将士说:“吾辈从军卫国,早置生死于度外,今日之事,有死而已!”这时吉野舰迎面驶来,邓世昌于是下令以最快的速度向“吉野”冲去。日军发现了致远的企图,便集中火力,轰击致远,最终,致远在炮火下沉没,邓世昌坠入海中,此时,邓世昌的随从刘忠递给他一根浮木,但他坚决不接,愤然地说:“事已如此,誓不独生!”有义犬见主落水,也跳水相救,邓世昌按犬头入水,最终殉国,年仅45岁。英法各国水师观战者皆感叹世昌之忠勇为不可及。
  
  乡党与民族
  
  事实上,甲午海战中出现了不少像邓世昌这样英勇献身的英雄,然而即使这样,也改变不了甲午海战惨败的事实。这场改变了中国近代命运的重要战役,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,首先要从乡党说起。
  
  中国人有着强烈的乡邦观念,这本无可厚非,但如果私交和公事无法分开,就很容易形成乡党,从而忽略国家利益,产生恶劣的影响。
  
  上文曾提及,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多为福建人,广东出身的邓世昌在其中受到排挤。在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为主力的北洋海军中,这种情况并未有多少改变。特别是国外留学归来的毕业生被委以重任,在北洋海军中居于高级地位,也进一步加剧了乡党的划分。
  
  即使是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,提督丁汝昌,也因为非福建人及非海军出身而备受排斥,即《清史稿》所说“军故多闽人,汝昌以淮军寄其上,恒为所制”。再引黄海战役中擅自开炮的刘步蟾为例,《清史稿》描述其“步蟾通西学,海军规制多出其手,顾喜引用同乡,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。时论责其不能和衷,致偾事。”在这种氛围下,邓世昌自不能免,“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,非时不登案,闽人咸嫉之”。
  
  乡党意识对于战争的影响不言而喻,最高指挥官起不到本应的统帅作用,造成的群龙无首状态,助长了北洋水师的散漫之风,这从刘步蟾未接到丁汝昌命令的时候擅自开炮就可看出。而在乡党观念指导下的亲疏远近判分,也导致了致远号被四艘日舰围攻时未有后援,受到严重损伤。致使邓世昌最终以身殉国,亦未尝不是被乡党观念所害。
  
  私兵与国军
  
  乡党观念或许败了一战,而败了一国的,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
  
  先从北洋水师说起,北洋水师名义上是清政府的海军国防力量,实际上却是李鸿章淮军的私人武装,以至于清廷想要调动水师,必须经过李鸿章的同意。因此,虽然说甲午战争爆发在日本与清朝之间,但是真正对抗日本举国之力装备的精锐武装的,其实是李鸿章的淮军——由于淮军的失利,清政府才调湘军继续抵抗日军。一国与一军的对战,实力不对等实属正常。另外,李鸿章在战争前和战争中的“避战”也另有深意。
  
  太平天国迅速在南方诸省横行,而清朝的八旗与绿营皆溃不成军。曾国藩、李鸿章趁势而起,用十数年时间平定叛乱,成为“同治中兴”的功臣。正是因为这场战争,曾国藩、李鸿章所率领的湘、淮二军,能够脱颖而出,力压八旗、绿营。湘淮二军在平定叛乱之后,并没有功成身退,而是渐渐有独立的势头。中央权威虽然已经旁落,但是名分依然还在,国家行政力量依然操控在中央手中。地方势力因不能团结,反而被中央借机操纵、抑扬其间。其中最着者,莫过于推恩左宗棠,任命张之洞,以此平衡湘淮势力。
  
  在甲午战争期间,翁同龢为首的清流鼓噪一战,逼李鸿章出兵,其目的也就在于借日本之手削藩。李鸿章岂不知其用心,然私兵皆军费所养,兵临城下之时,也无法一直躲避。但北洋水师一旦完了,李鸿章也失去了所恃,因此嘱咐丁汝昌等人避战自保。以一私心所养之水师,而敌一国之水军,胜负早已注定。
  
  结语
  
  邓世昌能以“致远”一舰敌四舰,终难改甲午战局,可知北洋将领非不英勇,非不尽力,实有天亡而非战罪之慨。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考察了北洋水师自身存在的乡党问题,以及北洋水师作为李鸿章私兵,与清政府存在种种微妙的关系,导致无法一心应战,在抗战与求和中首鼠两端,从而最终一败涂地,而国事亦不可挽救。缺乏全局意识,即使英雄辈出,亦乏回天之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