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报任安书》是司马迁何时的作品?

时间:2014-12-27 责任编辑:网站原创 点击:
司马迁作《史记》世人皆知。但是,司马迁着《报任安书》(下简称《报书》)人们知之较少。其实,《报书》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之外的一篇力作。在研究《史记》以及司马迁晚期思想方面,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可2000余年来,还一直未能就其写作年代作出确论!
  
  早年,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和《昭明文选》的编者萧统等,都主张司马迁作《报书》是在任安从益州刺史任上因罪下狱之后。隋、唐、宋、元各代学者均未对此说提出异议。
  
  到了清代,学者赵翼一反前人之论,他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说:“安抱不测之罪,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,使安发兵助战,安受其节不发兵。武帝闻之,以为安怀二心,故诏弃市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,则征和二年间事也。”他把《报书》的写作年代定于汉武帝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。当代一些学者又以赵翼之说为根据,认为《报书》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。
  
  近代着名学者王国维、郑鹤声等人在班固、萧统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指出:《报书》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(公元前93年)十一月。王国维说:“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(指太始四年)十一月。《汉书。武帝纪》是岁春三月,行幸太山;夏四月,幸不其,五月还,幸建章宫。书所云‘会东从上来’者也。又冬十二月,行幸雍,祠五畴。书所云‘今少卿抱不测之罪,涉旬月,迫季冬,仆又薄从上上雍’者也。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。”自王国维说法提出之后,几乎各种司马迁的《年谱》都信从这种说法。近年来编写的许多高校文科教材,如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》、刘盼遂等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散文选》、山西大学等21所院校合编的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》等,也都采用王国维的《报书》作于太始四年说法。
  
  此外,还有一位张惟骧先生,他自立一说,断言《报书》作于征和三年(公元前90年)二月。他在《太史公疑年考》中称:“帝去年(征和二年)七月,太子据兵与丞相刘屈氂战,败走自杀。史公《报书》云:“今少卿抱不测之罪,涉旬月,迫季冬。‘涉旬月者,阅十月也,此书作在征和三年二月可知,任安非当年死者亦可知,”
  
  最近,随着司马迁研究的深入,关于《报书》作于何年的问题又旧案重提,但观点集中在太始四年说与征和二年说。比较对立而又考证较为详尽的文章是黄振民的《〈报书〉写作年代辨》(载《北京师院学报》1981年第4 期)和何世华的《〈报书〉并非作于太始四年考》。(载《人文杂志》1982年第6 期)一辨一考都从解释“会东从上来”,“涉旬月,迫季冬,仆又薄从上上雍”这一段话着手研究,且得出《报书》写作年代相差二年截然不同的结论。为解疑窦,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详情,现摘录他俩各自引究的史料,供对比,分析。
  
  黄文对征和二年说提出质疑。他认为,《报书》作于太始四年理由是:一、《报书》最早见于《汉书。司马迁传》。《汉书》说:“迁被刑之后,为中书令,尊宠任职。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,责以古贤臣之义,迁报之曰:“少卿足下‘……”这里说得很清楚,任安给司马迁致书时尚在益州刺史任上。从《报书》内容得知,《报书》作于任安自益州刺史任上因事下狱之后。二、《史记。田叔列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史记》有关材料相互印证,任安在征和二年七月已为武帝以“有不忠之心”罪名与好友田仁一同被“腰斩”。而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,亲随皇帝左右,任安在七月被杀,他肯定知道,决不会在任安死后4 个月才“略陈固陋”——写回信。三、《报书》中说:“曩者辱赐书,教以慎于接物,推贤进士为务,意气勤勤恳恳。若望仆不相师用,而用流俗人之言。”看来任安致书主旨纯属友人规劝之意,绝非死囚乞援之辞。文中一个“望”字极能说明问题,任安决不至于在求援时先对司马迁“怨望”一通吧?纵观司马迁一生,再反复琢磨《报书》本意,看得出,司马迁决不是那种怕事惧祸弃友、见死不救的人。四、关于戾太子一案,《报书》中未吐一字。戾太子一案是武帝时独一无二的大事变。戾太子自征和二年秋七月假节杀江充,从壬午日至庚寅日,假节驱四市人与丞相在长安城中大战。历时9 天,死者数万人。事后武帝又逼迫皇后、太子自杀,诛杀大批附和太子的大臣,流放了几十万市民到敦煌等郡。晚年的司马迁更倔强,他敢于在《史记》中颂扬钦犯朱家、郭解的侠义行为;敢于直刺汉高祖、吕后及武帝的短处;敢于在《报书》中颂扬李陵的国士之风。用激烈的言辞抨击武帝,为已投降匈奴好几年的李陵进行辩护。同时他又在《报书》中说:“仆诚已着此书,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,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被万戮,岂有悔哉?”看来是无所畏惧的了。那么他在《报书》中对戾太子事为什么未吐一字呢?答案就在于当时他写《报书》之时,戾太子事尚未发生。与此相反,何文对太始四年说提出质疑。他认为《报书》作于征和二年的理由是:一、怎么解释“会东从上来”?“会”,正遇上。“东”,往东,“从上”,跟随皇上。这句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戾太子举兵后,司马迁跟随汉武帝自甘泉宫还长安的事。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,武帝从甘泉宫还长安,是由西向东走。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,是皇帝当然的随行人员,所以说是“会东从上来”。二、如何解释“涉旬月,迫季冬,仆又薄从上上雍”?“旬月”,满一个月。“季冬”,十二月,汉律,十二月处决囚犯。“薄”,同“迫”。“从上”,跟随皇上。“上雍”,上雍地去。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,其地有五畤,汉武帝常到那里祠神。这句话是说,再过一个月,就进入处决囚犯的十二月了,那时我又迫于要跟随皇上去雍地。《汉书。武帝纪》“征和三年春正月,行幸雍”说的是具体到达雍地的时间,而《报书》说的是迫于要跟武帝去雍地的出发时间,所以二者是完全相合的。
  
  三、《报书》说的“今少卿抱不测之罪”,的确是指征和二年七月任安受戾太子节一事而言的。因为这件事是不久前发生的,所以作者说任安受到“不测之罪”。四、《报书》说“相见日浅,卒卒无须臾之闲”。又说“仆赖先人绪业,得待罪辇毂下,二十余年矣”。这些话也可证明此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。司马迁在戾太子举兵(征和二年七月)后,跟随武帝还长安,当在征和二年左右。不久任安就被投入狱中。这与“相见日浅,卒卒无须臾之闲”的话完全相应。这句话是说,我们见面的日子很少,我又始终匆忙急促,没有一点空闲。司马迁在元鼎元年,即公元前111 年“任为郎中”,到写《报书》的征和二年恰好度过21年的仕宦生活,所以这和《报书》中说的“仆赖先人绪业,得待罪辇毂下,二十余年矣“完全符合。五、司马迁这封《报书》是和自己的生死有关系的。这封书满腔愤怒,大发牢骚。对于汉王朝屠杀功臣的行为更予以大胆的揭露。这些无情揭露,活画出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,帝王的专制残暴,使人感到触目惊心。
  
  看完前说,读者便知《报书》究竟作于何时,目前仍是一个悬案。(周朝民)